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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故事会

发布时间:2020-12-31

故事胜过逻辑,这让很多讲逻辑的同学很郁闷,但这是个事实

共同富裕一直是最吸引人、最令人着迷的故事

2020年,一场疫情,一场选举,中美关系40年来的低点,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果,开启了很多新故事。

2020年会被记成什么?对于大众可能是疫情,对于科技史学家可能是人类依靠科技证明了自己比病毒聪明,对于政治史学家可能是对中美关系和原先深信不疑的一些理念的反思以及中国的减贫事业,对于经济史学家应该是MMT,对于投资者是记住了非线性的创富速度,还有大型科技公司的高效率和公众利益的潜在冲突成为大众话题。

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个版本,但是不同的诠释,影响了我们对过去的总结,也影响了我们对未来的判断,我们先塑造了历史,创造了语言、概念等,然后也就塑造了我们自己,塑造了未来。诠释本质上都是主观的,最多也就是无限接近客观。

我们是投资人,遇见2020,我们试图尝试从投资者视角解释2020所见所闻。

当下世界头号问题是贫富差距太大,欧洲的移民、美国选举的分裂、中国的扶贫等背后都和贫富差距相关,谁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谁就会被心向往之。

我们从EPS(业绩)、PE(估值)和PPT(故事)来诠释投资故事。企业业绩好是基础,但是业绩好不一定有估值,一定还要有好的故事。

叙述本身是一种观点——因为叙述不可能是上帝视角的,而叙述的选择就意味着观点——我们来尝试看一下不同叙述下的中西方故事。

一个成功故事的基本要素,一是要简单,二是要有通约性,否则无法共鸣。约瑟夫·坎贝尔是美国杰出的比较神话学者,他在对比研究全世界的神话传说以后,教会了大家如何阅读神话,世界上的神话都是这个节奏“一位英雄从日常的世界中勇敢地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区域,在那里遇到了传奇般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雄带着这种力量从神秘的历险中归来,赐福于他的人民”。我们可以在金庸小说、好莱坞星战系列电影和各种英雄作品中看到几乎相同的节奏,内核好像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一个外套,但我们还是很买单:一个英雄来自平凡,历尽千辛万苦,取得真经,回馈社会。如果不是来自平凡,就感动不了那么多人;因为历尽千辛万苦,可复制性差,所以具备故事性;最后必须成功,否则不值得铭记和传颂;而回馈社会是一个闭环,要不故事与“我们”何干。

故事的基本套路要有趣、简单且容易理解;如果太复杂,有很多的前提条件,就不会有普适性,无法引起大家的共鸣,不会流传。大家共鸣的很大一个理由是简单易懂,常人努力也可能成功,这样才能增加粉丝。就如盖茨所说,乔布斯和他自己总会得到比应得的多得多的赞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故事就太复杂了,还是乔布斯和摩西一样,带着平板电脑下山了,这样吸引人。宗教需要神迹,人类需要故事,故事要简单。实际上省略在机缘巧合下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东西,燃起我们心中的希望;一个副作用是损坏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忽略某种条件的存在其实是某个事情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存在其实这个故事就不存在。

西方的故事在过去的几百年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故事,也有业绩的佐证,成功被归结为自由、民主的文化传统,对产权的尊重,鼓励创新,发达的资本市场等;那么什么条件的变化,会使得这些变得不再那么行之有效?

对比企业的发展,持续经营好很难,优秀的企业大部分也是带着理想出场,形成很好的企业文化后,传承了一段时间,但最后文化不适应环境或者稀释了,平庸化是基本的归宿。当然这些优秀企业依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很多发达国家现在遇到的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依然无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极大发展的生产力和不平衡之间很难协调,开始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

传统的美国故事通常会追溯到五月花号的新教徒,千辛万苦的大西洋航行就是一个巨大的筛子,刚开始来到美洲大陆的都是一些意志坚定的新教徒,他们是美国精神的开始,这些加尔文派的新教徒和其他新教徒相比,有一种圣洁意味的不宽容性,同时他们认为要成为上帝的选民,除了虔诚的信仰这个内在的确证以外,日常工作或世俗劳动这些善功就是外在的确证。简单说开始来到美国的就是一拨在欧洲受到排挤但最向往也最愿意通过自己双手努力发财的人,在这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低税收、低福利、重资本、重市场的原教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子。

再来看一下美国文化的母体——西方文明,一般认为它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希伯来,犹太教认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选民,这难以普及;一个犹太人创造性地把犹太教做了拓展,一是来世得救,二是大家都能得救,起初它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宗教,就在底层百姓里面传播,他们只能半夜三更在墓地集会,刚开始的几百年不断地受到迫害,当时信教的人确实是久经考验的真信徒,后来逐步传开,成为罗马的国教(成为国教也是时态所逼,不是罗马皇帝发慈悲),然后一个弱势的宗教逐步变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我们可以把教皇神父这一套看做是行政官僚体系,其自然会延伸出自己的利益,最后演变成腐朽的利益集团,也让天主教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有意思的是当年伊斯兰教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通常游刃有余的时候看起来都比较开放,捉襟见肘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类历史上,可能“屁股决定脑袋”是最有智慧的一句话),非常强势,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阻碍久了,反向的力量自然就会增长,并且很多都是内生的,比如腐败的宗教体系催生了修道院和大学,这些带来理性思考,而理性和信仰产生矛盾,不同的修补方式,带来新教改革。按照韦伯的说法是先有新教再有资本主义发展,更可能是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新教,新教应运而生;比如马丁·路德就是在德国新贵族的庇护下才翻译出德文版圣经,打破教皇神父们对圣经的垄断解释权,这里技术进步的功劳很大,印刷和纸张的普及使得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才有可能;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人口迁移,打破神权对经济资源流动的掣肘;新教从人文上就是一个人性解放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平民化的过程,谁都可以直接和上帝对话,平民和上帝的约不用通过教廷这个中介来实现。新教实现了这个层面的平等,但也开启了另外一轮的不平等,新教认为挣钱就是荣耀上帝的事情,挣钱被赋予了正当性,努力挣钱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一举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扫清了道德上的障碍,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共和党人骨子里是相信自己挣到钱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应得的,别人没有挣到钱是他不努力,活该;年轻时代的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们就是代表人物。来到美国的清教徒是经历过大西洋航行千辛万苦挑选的,最初是非常纯正的,这是美国精神的基石,不过经过200多年的移民和发展,已经稀释很多,自然会带来很多问题,200年下来必然有发展的好的也有发展的不好的,思想也不统一了,队伍自然不好带了。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再到新教,基本上就是一个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理论创新过程,犹太教是犹太人和上帝有约,基督教是大家都和上帝有约,不过要经过神父,新教是自己就可以和上帝直接约,现代人可能是已经不需要和上帝有约,自己和自己有约就好,去中心化、回归自我是个趋势。教义不断创新的背后是社会发展条件的转换和需求,从上帝的选民到挣钱就是荣耀上帝,再到自己开心就好,社会要发展、组织要扩大影响力,总要降低标准为代价。某种角度上来说,美国是很偶然的,五月花号上那些人的精神内核是经过层层筛选来到美国就是最适合开荒的,但是和基督教开始的时候一样是很理想化的,后面一些组织的普遍原理还会起作用,是个组织就会面临腐朽的自然力,然后需要重生。

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是希腊文明,古希腊是城邦民主制的奴隶社会,我们书上看到的美好都是针对自由的公民而言的,那时候人的基本规定就是自由,人的反义词是奴隶,不过自由的意思更多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不是不受约束,那时候公开辩论就是追求自由的一种常见和有效方式;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等普通人通常会理解为不受约束,在疫情期间,如果是基于“对必然的认识”,那么我们放弃不带口罩的自由,带来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行动的自由,就是一种自由;而基于为所欲为的理解,我们可以有不戴口罩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自由,还不说某类人为所欲为的自由干扰了易感染人群的自由。总体上,从古希腊这种高标准的自由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再到近现代的现代主义,基本上是追求必然的目标淡化了,但是自由表达的形式保留下来了,朝着自由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类似企业经营上的自负盈亏)角度发展,到现在自由的表达成为自由的一个主诉。自由也完成了平民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开始的时候自由的定义类似要求终身学习,追求必然,提升自己,防止平庸化是自己的道德责任;现在自由更多的是自由的表达,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遗憾的是不以不断提升自己作为一种责任的自由表达,很容易产生平庸的恶,在互联网世界里更甚。

平民化和以自我为中心是非常匹配自由资本主义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就是要以自由的个体为基础的,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看得见的成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庶民社会的胜利,工业化的极大成就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每个个体各自追求自身利益,达成均衡,不断推动技术进步,极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很大程度是做到了人尽其才。

西方人自由的传统“对于必然的追求”对科学创新确实非常重要。形式上的自由则更多表现在自由表达的权利上,在正常逻辑中,自由表达就等于问题的解决,这样过程就比结果重要,逻辑也是自洽的。然而其实是有条件的,自由表达完了还需要协商,协商的氛围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最靠近的一环,不幸的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现在协商的空间很小,背后是发展的不平衡,几百年下来运气有好坏、水平有高低、起点也不同,这种不平衡是可以推导的,久而久之就不好协商了。

西方的叙事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加上过去几百年的业绩超然,人的天性就是喜欢无拘无束,人向往之,也是必然。不过按照这个叙事,西方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经过学者的整理可以追溯至两希文明,实际上中间已经辗转很多。这一套在各地落地并已经和当地环境结合演变很多,美国是一个最年轻、起源最单一、有点类似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新国家,但是现在几百年过去了,和当年的环境有很大不同了,也是老国家了。自由对于搞生产是最有利的,但是不平衡也是孪生的,后者会逐渐限制自由,让自由继续促进生产的同时又能够缓和不平衡是个终极追求。

一般西方人看中国,大部分标签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无规则、不普世,过去几十年业绩不错,那是危机爆发前夜,最后这一套一定不行的。

我们自己回顾历史的基本视角也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明君和昏君、忠臣和奸臣、入侵和反抗这些语境下讨论为主,前面有几百年发展不好,加上上个世纪初学界的深刻反思,我们基本上是以批判反省的基调回顾我们的历史为多。按照非典型历史学者施展的研究,他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重新梳理了中国历史,在空间上中国历史是一个中原、草原、高原和海洋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中原史的视角,在时间上从3000多年前的商周之变到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枢纽,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历史是各行为主体欲望和约束条件的互动,外部变量是气候和技术变迁等;这样你就会看到皇帝、内戚宦官、豪族、官僚士大夫和平民不断变化结盟关系的博弈史,和传统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分法视角以及奴隶和封建社会等划分不一样的画卷。商周之变开始有中国的概念,中华文明中最初的普世主义在商周之变中开始出现;周秦之变从封建到大一统,中原和草原的互动成为历史脉络之一;唐宋之变,豪族社会到平民社会,这与皇帝和豪族的博弈有关,也和纸张印刷术的进步有关,皇帝可以在豪族以外的平民中找到足够多的技术官僚,管理大一统的社会,这是保持一个财政型社会的基础设施;最后是清末开始的现代化转型。

在他的叙事中最有意思的是,商周之变对于中华文明气质的塑造或者说选择;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之事,铭文中“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意指要住在文明意义的中心,这是中国开始的意义,更多是一个文明水准的概念,文明有不同,水准有高低,大家都应该向往更高水准的文明,这是周人的想法。以前商人认为天命降于商人,自己高人一等,商人把人区分成商人和其他,所以商人对非商人非常残忍。商周之争其实是商人才是上天的选民和周人普世的天命观之争,最后周人带领其他反对商人的族群打败了商。周人普世的天命观的落实,如果天命落实在周人上,那周人就是另外一个商人,其他族群跟着周人反对商人就没有意义,最后大家能够接受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其他人都是周王的子民,周人、商人和其他羌人都是一样的,周王的义务是为所有人主持正义,天命载体的狭隘化带来了实际上的普世化。这一段有点类似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过渡。

这样建立起来的周朝采取封建制是自然的事情,这是后朝演变的基础,周朝确立的中华文明普世的内核就这样形成了,皇帝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正义的化身,合法性来自是否正义,经过后来的朝代更迭,其实进一步夯实了这个概念,皇帝是需要为大众谋福利的,要不其他姓氏的也能做皇帝,只是换代的时候需要一些“祥瑞”的支持,不过最后还是看“业绩”,能不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套观念,经过孔子们的“复周礼”再加上后代儒学大家的创造诠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着唐宋以后平民化社会,饱读儒学经典的读书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进一步扩大影响,最后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这些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渊源已久,历久弥新。新教最后落实到了个人,我们的儒教最后是落实到了家国集体上。

在中国古代,人的对立面是动物,我们有禽兽不如的说法,在古希腊人是分成自由民和奴隶的,在古代中国基本上任何人还是同类的,在古希腊即便是人模人样,但还是分等级的,这个意义上普世的概念其实很早就嵌入在我们的文化中。

人类历史大致上就是一个去精英化的历史,也就是很多人捶胸顿足说的不断堕落的历史,这些人通常把自己当做精英,历史书也大部分是由这些精英书写的,但是站在平民的角度可能又是另外的故事,那就是不断民主、平等、公平的故事。商人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商周之变以后这个已经被改变了,普天之下的概念已经普及;周开始就是周王和封建豪族的博弈,主要围绕财政资源的展开,皇帝能够掌握的财政资源依赖于可替代豪族的人才体系和技术或者地域上的新经济资源,随着印刷和纸张的普及,平民百姓也能够掌握知识成为技术官僚,战乱带来江南人口迁移,找到了新的经济资源,传统意义上豪族就不见了,以后的豪族更多是书香门第这一类的;豪族对于皇帝的制约缺位以后,平民对于皇帝的制约只剩下传统的礼数,这个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的责任。

在这个叙述中,有几点很有意思,一是中国人普世观念其实很早就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了;二是中国史如果不是站在中原史的角度看会很不一样,对于我们大一统的理解会很有帮助,在现代经济中统一大市场解释了我们经济奇迹的很大一部分;三是技术进步和环境变化对于博弈各方是个硬约束,稍微长一点时间不存在不受约束的博弈方;四是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选择机制。

在传统的分析中,通常把自由和科学的精神联系在一起,逻辑是自由在古希腊是对必然的追求,强调对于求知的非功利性;自由的另外一个角度是独立自主的个体,隐含的意思是只有自由作出的决策才能负责,这和商业文明相关,和契约相关,只有定约的时候是自由的,才能负责。

中国古代确实缺乏热衷于追求必然的传统,“知”在中国传统中通常是为了“用”,为了“知”而知并没有被非常正面的倡导过,我能想到的一个特例是“书法”,王羲之和张旭这些人的字有一种超越文字意义以外的美,这些是无用的,纯粹的美,备受推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眼中,格物、致知只是一个初级阶段,最终更加高级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

西方的普世是通过“约”来实现的,共同承诺的规则,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中国的普世很多时候是在强调结果的普世,过程和规则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强调;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很多时候也没啥规则,但是似乎也大快人心,其实非常可怕,过程和规则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需要防止假冒的替天行道。在不同的时候这两套体系在解决不同矛盾的时候效果是相差很大的,从历史看前者在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上有很大优势,这点已经得到过证明,我们如果能够证明我们在追求结果普世上的优势,同时又尊重过程和规则,还能做到不是平均的贫穷,也不是均贫富,而是共同富裕,这将是历史上的一个神迹,能够圈粉无数。

我有点怀疑西方自由对于追求必然的解释忽略了功利性的作用,神话了非功利性(对无用之用的追求要有“闲暇”,自由民对奴隶而言有闲暇,王羲之们也是魏晋时代的望族,闲暇的多少和生产力水平有关,以前我们为了温饱花费了大量资源,现在闲暇越来越多,对无用之用的自发追求自然也会多起来;另外一个动力就是经济动力);在奴隶制的古希腊,学术上的成就应该就是最能带来满足感的“用”;声名远播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背后其实是宗主国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税收利益。中国文化的主流对于“无用之用”不感兴趣,更多的可能也是无法变现和多数人疲于温饱,商业文明不够发达,这些科学、技术之用无法在传统社会大规模获利,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背后都是现实利益的驱动,都类似天文学和航海的关系,以前中国就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商人地位卑微,对于无用之用的关注无法形成商业的闭环。

不过现在条件变了,中国人可能打通了对于无用之用的任督二脉,简单说我们在原先我们的“仁-礼”的秩序系统以外,快速成功开启或者说适应了“货币-价格”的秩序系统,进入双系统并行阶段,中国人的信用体系迅速地适应了“基于血缘的有差别的爱”以外的基于商业契约的信用体系;过去40年我们走上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货币、价格这些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各种无用之用可以转换成效益,资源自然向这边倾斜,如果格物致知可以获利,我们对于格物致知的兴趣就会上升。互联网充分释放了我们统一大市场的优势,资本市场、注册制让无用之用提前或者更加可能完成商业的闭环。我们原先对于追求必然性、格物致知的不重视的劣势现在已经不存在;同时我们保持了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传统文化中仁爱礼义偏伦理学而不是知识论,终于熬过了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阶段,环境的变化让我们通过别的条件转换完成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这一套在解决生产关系上的优势开始体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熬过了“穷”的阶段,逐步过渡到“达”的阶段。可能很少有国家上上下下把扶贫当做持续的运动去做,并且我们取得了不少成就,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现在全世界的头号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我们十四五规划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求,中国的现代化新征程,也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如果我们成功了,那是不得了的成就。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是平民化和世俗化就是一个不可逆的潮流,犹太教-天主教-新教,高标准的新教徒来到蛮荒之地,开发两三百年以后,又经历了一轮平民化和世俗化;商-周-豪族的消失,再到来自平民的士大夫阶层;佛教源自贵族气很重的婆罗门教,佛教普及了,婆罗门教还是一个小众的宗教,都是平民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二是技术变革和环境变化对于社会的塑造影响巨大,比如纸张和印刷的普及,对于新教和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出现都是基础设施,现在互联网带来传播的变化对于社会的改造更是如此。平民化社会一定会把社会主要矛盾转换成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回到投资,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史上的平民化进程。

我们从经济发展开始起飞的工业化开始,笛卡尔(1569-1650)“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开始,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的起源》,1750年左右开始工业革命,我们可以大致设想那个时代的图景,理性从信仰中走出来,牛顿们开启现代科学,亚当·斯密们开始了现代经济学,随后达尔文们开创了进化生物学,生产生活中原先牛羊成群的土地上长出了高耸的烟囱。上帝决定论走向机械论,一些都是那么完美,和齿轮一环扣一环一样确定,人类的自信前所未有的高涨,人类摆脱了上帝;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犹如看不见的手一定能达成完美均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那么的当然合理,这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潮。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这无疑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看成是为工业革命开疆拓土做思想动员、准备和总结;大英帝国对工业革命的一大功劳是用枪炮为英国产品找市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中讲的分工协作的威力要以巨大的市场为基础,英国政府的殖民和扩张都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社会结构变化以后的利益驱动总是背后最大的动力。

自由竞争的不完美很快表现出来,教产还俗,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变成工人,工人的工资在工业化前期被压得极低,贫富差距很快就大到成为社会问题,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好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工业革命大约100年以后的1867年发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虽然马克思设想的全世界范围的反抗没有实现,但是确实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思潮,工人为代表的大众要求和时代更加匹配的生活水准。随着劳动力供求矛盾的缓和,进步思想逐步融入政策,进步企业家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劳资矛盾没有以颠覆的形式改变,而是用逐步缓和的方式得到暂时解决。平民们在黑死病等大灾难和教廷的腐败前开始怀疑上帝,带来宗教改革;平民们在贫富差距面前选择激烈的反抗,社会不再可能像教皇、奴隶主和早期的企业主一样无视大众的需求。

矛盾暂时的缓和依然解决不了供需的长期不平衡,这是贫富差距累积的必然结果,大萧条总会到来,需求不足的矛盾最后是靠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供一种新思路。从此,原始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经济学也开始了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凯恩斯创造性的解决需求不足的困难,政府和央行加上纸币的组合基本上解决短期需求不足的问题。从此,小政府就只是一种理想了。

在开始的逆周期调节版本中还是比较有节操的,很长时间都是追求“借钱要还的”,刚开始是想着财政的跨期平衡,还有通胀的约束;很长的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救助的条件是随后的紧缩政策,但是21世纪以后西方本土的经济体不断出现问题,这一条件已经很难坚持。有两个样本,一是欧盟内部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紧缩要求,刚开始的舆论可能都认为是那些国家不够努力工作,德国的优势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随后可能发现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其他国家和德国共用一个货币政策,没有财政上的大规模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别的国家个体的努力似乎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了,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一来德国要求别国紧缩就不再正义了;2008年美国本土出现次贷危机的时候,财经当局最后还是逐步放弃这些原则,做了很多艰难的创新,再到今年的疫情带来危机的时候,程序已经驾轻就熟,很快就达成共识,现在已经把MMT从理论变成现实的操作。

凯恩斯的发明起初是以救急药出现的,现在已经变成常用药,背后其实是所有民选政府对于民生的必然关切,任期有限,短期之内就必须出效果,最后的结果就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用钱解决,本来应该用别的结构性改革来解决的长期问题最后也用短期的钱的方式来解决;这样政策制定的位格逐步“堕落“就是确定的了。经济政策脉络的变化背后是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环境变化背后是社会结构、民意基础的变化,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已经改变。

以上,决定了利率长期低迷是趋势,因为富者的资产能够受益于货币的增发,需要帮助的人需要货币增发解决生计,同时大家其实都知道事情不可能通过发钞就能解决,但是没有人反对,收益在现在,而成本在未来,谁能抵抗这种诱惑,可能也就美国和中国还在负隅顽抗,但是这似乎类似地心引力,只能抵抗不能避免,我们努力做的利率环境正常化的时间尽量长一点是很不容易的,美国那些老派的保守主义者也值得尊重,他们和我们一样本质上还是相信财富是靠辛勤劳动创造的,我们要让自己堕落到靠发钞解决问题的程度来的慢一点再慢一点。贫富差距的扩大某种程度上是搞活生产的副产品,我们努力的也不是绝对的平均(这个已经试验过,绝对的平均经常和绝对的贫穷联系在一起),是减少、缓和这种矛盾,这是一种责任也是必须的选择。他们的难处在于很多人还是很迷信已经没有基础的“小政府”,所以很难达成共识,也缺乏资源手段去缓和这个矛盾;我们的困难在于在缓和这个矛盾共同富裕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西方自由开始的意义,对于必然的追求和自由表达,刚开始这两者是和谐共生的,现在有点矛盾了;必然的追求和自由表达联系起来,中间有一个桥梁可能是个体对于提升自己的道德责任,但是这个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知识分割、利益分配矛盾比较尖锐的时代,更加不可能了。任何一个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个个体自己会有生命周期,组织的扩大通常也会是一个组织的目标,但是扩大的过程就是一个稀释初始原则的过程,所以这个矛盾就和日月星辰的起落一样周而复始,是个必然。自由的表达在知识分割的时代,加上互联网的传播,和必然的认识之间的等号就变得虚无缥缈,但自由的表达仍是值得不可被减的,我们应该努力去创造一种“场”,让矛盾不那么尖锐,方便协商。

实际上,人类历史的发展史也是一个逐步平权,逐步世俗化的过程,就是普通老百姓名义权利不断提升的过程,精英们以前可以代替大众决策,现在精英能做的只是通过操纵大众的智商和情绪来间接影响。整个过程也可以说是去中心化的过程。西方的贵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现代的公知都是中间的意见领袖,现在去中心化,尤其是互联网普及以后这一层都被弱化了;可能和商业社会一样,如果没有广告、品牌这些看起来像智商税一样的东西并不见得都是好的。疫情期间各种不确切、错误的信息,比如注射杀虫剂可以杀死新冠病毒,我们并不具备知识去判别,而需要专业的人士背书;很多时候去中心化的好处,不及看好中心的监管成本。

在经济社会中,如果没有交易费用就没有市场,市场是用一种“使得市场运转的费用”替代组织租值的耗散,市场机制下有序的利用又比无序的利用效率更高,但是有序利用也只是理想。互联网普及以后,去中心化成为一种时髦,比特币是一种不用信任的信任维系的社会,其实是反社会的,社会就是需要信任的,即便这种信任是有成本的,也比没有信任的强,就和没有交易费用就没有市场一样;信任带来的成本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阿尔钦讲产权,科斯讲交易费用,张五常讲合约,后者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一种合约代替另外一种合约,要素的合约代替产品的合约。我们要接受市场和企业都是有成本的,我们要努力的是减少成本。

这样我们再来反观经济社会中的官僚机制、层级,商业上的智商税这些可能就不完全是负面的了;智商税可能是社会的一种润滑剂,智商税是品牌、广告收益的一部分,这部分收益一部分转换成为抵御不确定性,一部分用于探险开发新的产品;差异化和丰富性还可以带来愉悦,没有差异的状态是一种熵增死寂的稳态,大千世界,有差异的流动秩序更让人舒服。这个意义上说广告、品牌这些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成本,但不见得一定不好。

现在回过去看当年的《联邦党人文集》,他们很有远见,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共和,而不是着急想着要给所有人民主,其实他们设计了很多架构组织来防止多数的暴政,因为他们自己都是精英;但是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所有人的民主就是发展的方向,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贫富差距远超当时,社会远比当时重很多,当年的架构现在就遇到了新问题。

如果自由就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极大化,那么自由的神圣性就会存疑,自由就很容易被解释成是强者的虚伪。如果财富不可逆的会集中到少数公司或者个人手中,那么“所有者社会”正义性也会存疑,强者回馈社会的善意或者责任,有助于减少、缓和贫富差距,会让社会更加和谐共生。

回顾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归纳发展的动因,比如制度、产权、对于创新的重视、文化等,我认为我们可能严重低估了商业文明的作用,也低估了统一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墙上刷满了要致富先修路,就是扩大市场重要性最好的解释,随着互联网、政策的引导和全球化的红利我们终于建成了大致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还接通了国外大市场,其他好像大都是在商业利益下自然派生的。

我们低估了商业文明的作用,西方对于追求必然的自由和个体自主决定对自己命运负责的自由(对独立自主的自己行为自负盈亏),都和商业贸易中契约的需求有很大关系,也和旧约、新约中和上帝之约一脉相承,商业可以承接这种文脉,放大这种文脉。

契约的精神和商业文明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旦我们走上商业的道路,契约的精神自然就会滋长;我们过去40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算长,但是我们在“仁-礼”的传统外长出了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对于我们追求必然的推动和契约的精神有天翻地覆的作用,其中互联网和资本市场、注册制可能对我们的系统契约精神的塑造和商业-创新闭环的打造如虎添翼,我们保有了“仁-礼”的同时又补上了经济发展的短板。

西方长期受益于追求必然和对自己行为自负盈亏的契约精神带来发展经济的好处,我们对于他们引领的创新带来全人类福祉的提升心怀感激,比如美国花了GDP18%在医疗系统上,成本大多数是美国人民承受,也养大了很多医疗公司和从业人员,对我们而言更多的是确实提高了人类的医疗水平。但过于迷信这一点,如果自由的结果已经是不可扭转的贫富差距,同时又没有别的系统来补充,那么这种自由的正义性就会受到怀疑。其实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自由经济在《通论》以后就不存在了,现在更是没有了,当下的经济和市场形势很多时候是由央行以及政府的协调推动,而不是以往的市场主体企业、个人来主要推动,传统方式配置资源的自由市场早就不见了,企业和个人行为很多时候是政府和央行的牵线木偶。

我们基于农耕文明长出来的仁爱系统,在农耕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以后遇到了很长的迷茫期,后来借助改革开放,我们用很短的时间直接跳入市场经济,长出来一个新系统;如果我们不用过去的史观来看我们的过去,不是无聊的、简单的王朝更替,而是中华文明在中原、草原、雪域、高原和海洋几股力量的不断博弈融合,皇帝(包括宦官和内戚)、豪族、士大夫官僚阶层、平民还有后面的外部势力的不断结盟、解盟的过程,中间技术进步等环境变化对于势力变化起了巨大作用;在动态开放的角度看,我们对于我们的文明的自信就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所有过往皆为序章,都是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时过去的100年我们进入了新的阶段,过去40年我们长出了一个新的体系,和我们原先的传统形成很好的互补,既解决了我们原先不善于发展经济的弊端,又保留和发扬了我们共同富裕的历史传统。我们要像珍惜商业文明一样珍惜我们的传统文明,也要像珍惜传统文明一样珍惜商业文明。

40年前我们提出先让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带领大家一起致富,40年来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现在我们也在切实履行我们当年共同富裕的承诺。我们的传统让我们很容易把个人的成就和时代背景和际遇联系在一起,没有太多的内心纠葛,集体主义在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坏的词,是一个好词;在西方语境下,成就更容易归结到个人的自由奋斗,这对于共同富裕的认同和路径就会很容易有分歧。

古希腊的自由传统和希伯来的约的精神,对于现代西方的科学和商业起到奠基石的作用,对人类福祉的提升厥功至伟,但是市场经济长期的K>G,资本回报总是高于经济增长,几百年下来,贫富差距的积累和扩大是确定的,随着频繁的宏观逆周期调节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全球化、透明化和网络效应的加持,差距的扩大开始加剧,并且出现了代际遗传,这给自由竞争蒙上了阴影。经济上的失利者只能通过别的渠道寻求帮助,微观上自身的努力作用很小,那么改变规则就是大家的诉求,这也是不可妥协的来源,共和的土壤就不再肥沃了,以往自由的表达加上协商妥协就会有不差的结果的逻辑中断了,自由的表达因为不妥协已经丧失了其绝大多数本来的功能。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老派的共和党人喜欢的“自负盈亏、小政府”在美国现在的人口结构和思潮下,只要民主党干得不是很差,特朗普可能就是最后一届共和党总统了,所以激烈的冲突是确定的。

对比之下,我们就如同一个庞大的企业,完全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人不一定喜欢(因为很难极致发挥优势),借用吴国盛老师的说法,按照披萨的标准来看,馅饼一定不是披萨,但是馅饼也能管饱,营养也很丰富,是不是披萨并不重要,企业和市场都可以存在,市场犹如独行者速,企业可能犹如众行者远。可能我们在经历一个美好的故事,过去40年我们的EPS(业绩)是个奇迹级别的成就,但是我们的PE(估值)一直很低,现在我们把PPT(故事)讲好了,继续把业绩做好,我们的估值就会上升。

胡建平 20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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